易君左（1899─1972），湖南省汉寿县人，北京大学文学士、日本早稻田大学硕士。留学回国后，长年在国民党军政界擅从报业文化，积极参加抗日活动；1949年底去台湾，嗣后，辗转香港台湾，在大学任教，兼任中华诗社社长，历经世变。易君左家学渊源，才高资绝，成名早，享名久，成就高。为文、为诗、为书、为画，无不精工。文著60余种，数千万言，诗词、游记、传记、随笔、剧本广涉博猎，信手天成，书画法古出新，卓尔不凡，为文坛奇人。

　20世纪30年代初期，国民政府首都设在南京，江苏省政府驻镇江。淞沪抗战爆发后，局势紧张，南京的国民政府准备迁都。镇江的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更是抢先一步，将部分机构迁到一江之隔的扬州。江苏省教育厅编审室主任易君左随先头部队过了江，临时在扬州中学内办公。

　　 易君左在扬州无事可做，遍游扬州的湖光山色，写了一本游记《闲话扬州》，交上海的中华书局出版。中华书局有两个扬州人，看到书上写的全是扬州的事，便随手翻翻，发现有些话是骂扬州人的，便偷偷带了两本墨迹未干的《闲话扬州》给他们的帮会头子阮五太爷。阮五太爷叫阮慕伯，他排行老五，人称阮五太爷。阮慕伯是清代太傅阮元的后代，盐枭出身，是青帮大亨，长期住在上海，地位仅次于能呼风唤雨的黄金荣、杜月笙、张啸林，上海、扬州、镇江都有他的徒子徒孙，可谓是位风云人物了。

　　阮五太爷拿到《闲话扬州》一看，里面确有不少侮辱扬州人的恶语，决定要和易君左较量较量。但是他不出面，而是将书分别寄给扬州的和尚可端和妇女界的首领郭坚忍。这两个人在扬州极有能量，他们一定会出面追究的，因为书中有可端与富婆私通的丑闻，又有侮辱扬州妇女的文字。阮慕伯在寄书的同时，又给他们捎了一句极有分量的口信：“这件小事，由我来办吧！”这话很快传到已迁回镇江的易君左耳朵里。易君左知道阮五太爷的厉害，顿时吓得心惊肉跳，连忙去找厅长周佛海。周佛海明白，黑道上的人说“这件小事由我来办”，就是要把易君左“办掉”，不由得也冒出一身冷汗。人命关天，不能不问，他决定出面周旋。

　　周佛海和易君左是同乡，又是旅日同学，颇有几分交情。1931年周佛海出任江苏省教育厅长，特地邀请在安徽省民政厅任职的易君左来教育厅帮忙。今天，易君左闯下大祸，他决不能坐视不管。于是，他亲自出马，赶到上海，找到阮五太爷说情。周佛海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，常随蒋介石外出视察，是够有面子的大人物了。既然他出面说情，不能不给面子。阮于是说：“周先生放心，对我手下的人，我是约束得住的。不过，扬州民众公愤极大，与易君左对簿公堂恐怕是难免的了。”周佛海一听阮慕伯的口气，知道易君左的命是保住了，官司恐怕还是要吃的，事情还没有了结，不得不做好思想准备。

　　却说可端和尚和郭坚忍女士看过《闲话扬州》之后，也大为恼怒。 可端是军人出身，在北洋军队任过军职，和蒋介石是同学。后来放下屠刀，皈依佛门。他是扬州长生寺的住持，凭着政治上的特殊关系，他还是中国佛教会理事和九常委之一。北伐军进驻扬州时，全城300多寺庙都驻了军队，唯独长生寺没有驻军，因为可端在寺门口贴了告示：“奉蒋总司令命严禁驻军”。

　　可端身居佛门，却喜欢拈花惹草。他与一位萧姓盐商的四姨太太勾搭成奸。为了掩人耳目，萧太太出资10万，建了一座愿生寺，让可端当方丈，萧太太后来以居士身份住在寺里，便于二人寻欢作乐。外间人们都是心照不宣。《闲话扬州》上将这桩风流韵事写出来了，并引用了扬州报纸上的一副对联：“潇洒徐娘，竟成居士；风流和尚，何可名端？”在扬州人的心目中，可端的名声并不好。他虽对易君左恨之入骨，却又不好出面闹事。于是，他只好依赖郭坚忍了。

　　郭坚忍是位思想解放、颇有影响的人物。她办了许多慈善事业，深孚众望，是扬州妇女界的领袖人物。《闲话扬州》中有不少文字对扬州妇女确有侮辱之嫌。如文中写道：扬州之所以出名，一是风景好，二是出盐，三是产女人；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，实则扬州的娼妓也未见得比旁的地方高明；在扬州看不到顶好的姑娘，大概因为好的多出门，留下的就不见怎样高明；扬州出姑娘的原因，由于一种习惯人情和风俗，乃至不以当娼妓为耻；近水者多杨花水性，扬州杨柳特多，且完全水乡见不着山的影子，所以人性轻浮活动，女性尤然。等等。这就大大触犯了扬州人的尊严，伤害了扬州人的感情，尤以妇女界反应最为强烈。因而薄薄一本《闲话扬州》，激起了扬州及其所属七县民众的公愤。于是，以郭坚忍为首发起了声势浩大的“扬州人民追究易君左法律责任代表团”，俗称“扬州究易团”，由扬州及所属七县工、农、商、妇、医、学各界代表参加，郭坚忍任团长。在“扬州究易团”的幕后，还有两个团体撑腰。一个是上海“旅沪扬州同乡会查究《闲话扬州》委员会”，由阮慕伯领导；一个是“扬州各界追究《闲话扬州》联合会”，由大律师戴天球领导。

　　一切准备就绪后，由首席律师戴天球和韩国华、胡震组成三律师代理诉讼团，上诉江苏地方法院，控诉易君左、中华书局侮辱扬州人人格。法院虽然感到棘手，但还是受理了这起诉讼，并决定于1932年8月7日开庭。

　　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和易君左深知众怒难犯，不愿打这场官司，于是便四处请人出面调解，想将大事化小，留个面子。

　　中华书局请出担任过司法次长、内政部长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驻沪办事处常务委员、大律师薛笃弼出面调解。薛知道，阮慕伯是个左右局势的关键人物。他找到阮慕伯提出四项解决条件：一、中华书局立即停止发行《闲话扬州》；二、向扬州七县人士登报道歉；三、以赠送书籍形式，向扬州人赔偿名誉损失2000元；四、扬州撤销诉讼。但阮慕伯不肯答应。其理由是：“旅沪扬人以兹事重大，非经扬属七县各界全体同意不能擅自决定；在易案未曾解决前，中华书局要求调解坚决拒绝。”让薛笃弼碰了个大钉子。

　　易君左请出的调解人是洪兰友。洪兰友是扬州三中委（王柏龄、洪兰友、叶秀峰）之一，曾任中央组织部秘书主任兼司法院法官训练所所长，他是扬州实权派人物。洪兰友确实肯为易君左出力，他和陆小波几次去扬州找戴天球说情，希望调解，但都遭到戴天球、郭坚忍的拒绝。于是，调解的希望破灭了，只有等待法庭判决。

　　江苏地方法院开庭的前一天，“扬州究易团”在扬州商会召开了动员大会。第二天凌晨，“扬州究易团”便聚齐了，他们每人胸前佩带“扬州究易团”的红标，团长郭坚忍手持短杆白三角旗，旗上写有“扬州究易团”5个大字。他们乘船过江。这时，镇江码头上已经聚集了许多迎接他们的记者和群众。扬州同乡会的老人捧酒，妇女送茶，私人汽车和上百辆黄包车免费接送代表团成员，热烈场面催人泪下。因为扬州来的人多，镇江迎接的人也多，闻讯来旁听的更多，法庭上人满为患，几无立足之地。法院唯恐出事，不得不临时加派法警，还电请保安处特务营增派武装士兵，帮助维持秩序，真有如临大敌之势。原告方有郭坚忍及戴天球等人；被告方有易君左、陆费逵及辩护律师。双方摆开阵势，准备唇枪舌战，较量一番。

　　开庭之后，郭坚忍陈述诉讼要旨，严厉谴责易君左丑化扬州风土，侮辱扬州人人格的行为。最后她说：“易君左故意诽谤，妨害百姓，已昭然若揭。现扬属妇女，已嫁者受其家属歧视，有女者不能嫁，教师也不能当，乃至将来全体妇女失业无所依归，前途岂堪设想。我受扬属七县妇女的委托，自知责任重大，请法庭对扬属妇女生活生存加以援救，将易君左等依法严惩，以平民愤。”郭坚忍陈述之后，易君左也有气无力地说：“本人撰写《闲话扬州》一书，纯系完全善意，仅为描写生活性质，与故意诽谤他人不同。且此书现已停售，希望扬属人士谅解，也请庭上明察，并宣告被告人无罪。”中华书局总经理陆费逵机智地说：“本人为中华书局总经理，仅司全部行政权限，编辑书稿及审核稿件，另有专人负责。现该负责人已偕来庭上，法庭如需询问，即可应询。”

　　庭长周宝初知道，这宗案子台前幕后情况复杂，双方都得罪不起；且围观人多，气氛紧张，若双方争论下去，恐生事端。于是他抱定一个宗旨：慢慢来，拖下去。原告、被告陈述之后，法官既没有询问编辑，也没有让双方律师说话，便快刀斩乱麻地宣布：“本案案情复杂，改期续审，退庭！”

　　周宝初想敷衍，扬州人却不答应。他一宣布退庭，“扬州究易团”和旁听席上的群众立即骚动起来。有的喊：“将易君左关押起来！”有的喊：“打死这个小杂种！”法警怕出乱子，连忙上前劝阻，结果越劝越乱。周宝初一见形势十分严重，急忙暗中示意将被告易君左从后门带出去，自己也躲到休息室去了。于是，人们便集中在法院天井里，继续要求严惩易君左，并与法警闹起纠纷。扬州方面的大律师戴天球觉得，万一群众情绪控制不住，做出过激行动，事情反而难以收拾。于是他找到周宝初，说：“易君左可以不关押，将其交保；要严惩叱斥原告方及旁听群众的法警，缓和局势。”周宝初知道众怒难犯，既然扬州方面提出这些要求，可以满足，以息事宁人。于是，他宣布将易君左监视居住，表面上也对法警作了严厉批评。这样，《闲话扬州》一案的第一次开庭，就这样在一片闹哄哄的吵骂声中收场了。

　　《闲话扬州》一案虽然闹得沸沸扬扬，但文化界却反应迟钝。直到第一次开庭之后，报端上才见到一些名人的文章。杜重远、朱自清都是对易君左持批评态度；鲁迅认为中国人都是爱故乡的，但对《闲话扬州》没有提过多的批评。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报章名人的议论，并没有影响扬州人对易君左的追究。江苏地方法院在扬州公众的压力下，不得不决定在8月30日第二次开庭。

　　为了做好准备，8月26日扬州各界及京、沪、镇的扬州同乡会代表聚集在扬州商会举行联席会议。令大家迷惑不解的是，“扬州究易团”团长郭坚忍没有出席会议。戴天球、韩国华二位律师在谈及第二次开庭准备工作时，调子也变低了。他们不谈追究方法，只说办案的难处及被告请求调解的条件。

　　起初，出席联席会议的代表并不知道事情有了急转弯，他们还蒙在鼓里。原来，案子的幕后操纵人已经走到台前来了。

　　人们开始只知道《闲话扬州》风波的幕后人是阮慕伯阮五太爷，不知道幕后的幕后还有一个被称之为“广陵王”的王柏龄。王柏龄是蒋介石在保定速成学校和日本振武学校的老同学。辛亥革命爆发，蒋介石应陈英士电邀回国，王柏龄、张群和他一起回国参加革命活动。后来蒋介石受命初建黄埔军校，其时全校只有3名将官，就是中将蒋介石和少将王柏龄、何应钦。王柏龄一直就是蒋介石的亲信和挚友。后因王柏龄老吃败仗，蒋介石也不得不将其撤职，但没有查办，让他闲居扬州。而他头上还留有三道光环：江苏省政府委员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、中央政治会议候补委员。因而在扬州还是一个说话管用的人物，人称“广陵王”、“土皇帝”。《闲话扬州》风波的扬州幕后支持者就是王柏龄。

　　《闲话扬州》的风波闹得震惊全国，江苏省政府主席陈果夫也是始料不及的。而惹起事端的又是他的部下教育厅编审室主任易君左，如果再闹下去连他这个主席的面子也难卸。于是，他便出面找王柏龄出来周旋。

　　陈果夫和王柏龄同在黄埔军校共过事。王柏龄任少将教授部主任时，陈果夫才是一个负责在上海招生及通讯采购工作的无名小卒。可如今陈氏兄弟政治势力之大，连王柏龄也不敢不买账了。所以陈果夫一出面，王柏龄不得不从幕后走到台前。他知道，扬州方面只要做通郭坚忍的工作，事情便十有八九了。于是他屈尊亲自去北柳巷板桥一号拜望郭坚忍，说：“省里陈主席对扬州这件事很关心，希望不要闹大，特地托我向郭老师斡旋。”郭坚忍当时是扬州女子职业学校校长，所以王柏龄称她为老师。郭坚忍见到一向支持她的王柏龄突然来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，思想没有一点准备，因此表情严肃地说：“你也有母亲姐妹，能让他易君左公然侮辱么?这事已弄得全国皆知，省府用这种人在教育厅做事，还能编审出什么好书?难道陈主席就没有责任吗?扬州各界对易君左极其愤恨，想大事化小，我没有这个力量。”王柏龄一再耐心劝说，郭坚忍深知没有王柏龄、阮慕伯这样的人撑腰，这场官司是打不赢的。权衡再三，郭坚忍最后提出了最低要求：一、省政府撤销易君左的职务；二、易君左必须向扬州及苏北人登报道歉；三、中华书局必须销毁《闲话扬州》，负责人登报道歉。王柏龄认为这个要求不为苛刻，容易办到，次日便急急赶到镇江向陈果夫复命了。正因为调解成功，所以江苏地方法院决定8月30日开庭。也正因为郭坚忍知道这个官司没有什么打头了，所以没有出席8月26日在扬州商会举行的各界代表联席会。

　　王柏龄一出面，上海方面的阮慕伯就不好再闹了。8月26日的这次联席会上，一致推派阮慕伯和王柏龄为联席会总代表，负责调解交涉事宜。他们由幕后走到了台前。联席会上也同意了调解条件：易君左在京、沪、镇及扬属七县报纸封面上道歉，并辞职离开江苏；中华书局也在上述各报登报道歉，向扬属七县民教馆赠送价值2500元的书籍。与此同时，也同意了向可端和尚道歉、赠匾的条件。

　　水到渠成，江苏地方法院如期进行第二次开庭。实际上这已是一出做做样子的过场戏了。除了中华书局的陆费逵老老实实如期赶来出庭外，其他原告、被告均未出庭。于是，庭长周宝初如释重负，当即宣布：“鉴于原告、被告均未到庭，本庭暂时休庭。”

　　陈果夫虽然同意了扬州提出的条件，但他还是和走到前台的王柏龄、阮慕伯一番讨价还价，打了不少折扣。最后，易君左辞去了在江苏省教育厅的职务，只在《新江苏报》上刊登了一则启事：

　　“敬启者：君左去年曾著《闲话扬州》一书，本属游记小品，其中见闻不周，观察疏略，对于扬州社会之批评颇多失实之处，以致激起扬州人士之公愤，引起纠纷。事后详加检点，亦自觉下笔轻率，实铸大错，抚躬自省，以明心志。荷蒙中委王茂如(柏龄)先生本息事宁人之善意，爱惜君左之苦心，不辞烦累，毅然出面斡旋；而扬州人士亦深喻君左自责之诚意，承蒙谅解，撤回诉讼。谨此公布，诸希鉴谅为幸!” 易君左威风扫地，中华书局破财消灾，扬州人也挽回了面子。闹哄哄达半年之久的《闲话扬州》风波的活剧，终于草草地落下了帷幕。　　回忆录《大湖的儿女》、《火烧赵家楼》、《卢沟桥号角》、《胜利》、《还都》、《烽火夕阳红》、《海角天涯十八年》、《回梦三十年》——这些书